1948年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对沈阳的总攻。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城市，至关重要，曾是整个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远比已解放的锦州和长春要大，甚至比它们的意义更加重大。它不仅是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攻占的最大城市，中央政府对这座城市的重视程度极高。就在战斗仍在沈阳城区激烈进行时，伍修权和陶铸两人刚刚会合，他们乘坐吉普车穿越我军的阵地，迅速赶往沈阳。这一路上，他们并未意识到即将面对的危险。
在进入沈阳的过程中，他们穿过了繁忙的街道和小巷，终于接近了作为临时指挥部的太和旅社。突如其来的危险让伍修权和陶铸的心情瞬间变得紧张——他们刚进城，就被一支装备精良的国民党部队拦住。幸运的是，这支部队的目的并不是直接与他们对抗，而是希望与解放军方面进行起义的联系。面对这种局面，伍修权和陶铸迅速做出决定，解除部队的武装，但坚决拒绝接受他们的起义请求，避免背负过多包袱，影响接下来的军事行动。事后，周恩来得知此事后，特意转告两人，毛泽东对伍修权和陶铸的行动给予了批评，表示作为高级指挥员，如何能直接进入战区冒险送命。
伍修权在军调部期间曾有过与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因此他在沈阳军管会负责外事工作后，迅速掌握了沈阳周边的国际情况。沈阳不仅是国内重要的城市，还驻有多国领事馆，复杂的国际背景使得中共高度关注驻沈阳的外国领事馆，特别是美国总领事馆。在国共争夺东北的过程中，涉及到苏联和日本的背景，而美国总领事馆作为沈阳最大的外国领事馆，近年来却在从事非法的间谍活动，引起了地下党的密切关注。通过调查，中共发现这些所谓的“外交官”大多是美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他们通过外交掩护进行间谍活动。特别是领事胡贝德，曾在戴笠的特务机关“中美合作所”任职。按照国际法，领事馆没有权利操作无线电台，但美国领事馆却以与本国政府的联系为由，拥有多个无线电台，这些设备并非用于正常的外交事务，而是为间谍活动提供支持。
随着解放军在东北战场上屡次获胜，地下党在沈阳等地的工作也得到了加速，间谍活动愈发猖獗。为了保障新政权的安全，沈阳军管会依照中央指示，宣布不承认原驻沈阳外国领事馆的外交人员身份，并要求他们交出无线电台。1948年11月16日，沈阳军管会发出命令，要求所有驻沈阳外国领事馆在36小时内交出无线电台。虽然英国、法国等国的领事馆宣称没有无线电台，但美国总领事馆承认有电台，并拒绝交出，理由是已经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伍修权决定采取“先礼后兵”的策略，于11月18日下午，召见美国驻沈阳总领事沃德，要求他们交出所有无线电设备。沃德坚持称电台属于美国政府财产，未经批准无法交出。伍修权不屈不挠地指出，新华社可以代为发送电报，而不需要他们的电台，这一建议显然并未打动沃德。
面对美方的强硬态度，伍修权决定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在得到中央指示后，沈阳军管会决定直接进入美国领事馆收缴电台，并且对美方人员进行了监控，防止电台转移。11月20日，沈阳军管会按照中央指示，派遣公安人员进入美国总领事馆。经过长达十小时的查抄，最终收缴了9台无线电收发报机，其中7台为便携式电台，还包括几台发电机和其他设备。显然，领事馆内部拥有如此多的电台设备并非单纯为了外交通信，许多电台都被用于从事间谍活动。后来，这一行动揭示了美国在沈阳的间谍网，为解放区带来了严重威胁。
在沈阳军管会收缴无线电台的同时，东北野战军在攻占沈阳、长春、锦州等大城市的过程中，纷纷遇到如何处理外国领事馆及其相关设施的问题。这一系列新问题引发了中央的关注，尤其是如何与外国打交道，如何处理外交事务成为了一个紧迫的课题。1949年初，毛泽东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时，便专门讨论了如何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深刻意识到，结束中国人民屈辱的历史，必须彻底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他明确表示，在中国的外交工作将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而这一点也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