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1997）是江苏高邮人，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其作品包括《受戒》《晚饭花集》《逝水》《晚翠文谈》等。

提到汪曾祺先生，很多人会想到什么？是他笔下如画的大淖风景（见汪曾祺的《大淖记事》），美味的高邮咸鸭蛋，还是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况味人生？作为京派文学代表作家，汪曾祺先生的创作贯穿中国现代与当代文学。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的文学生涯与上海也颇有缘分。

3月15日下午，巴金图书馆迎来了文坛茶话会的第六期“汪曾祺留给上海的一张文学地图”，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郜元宝为读者带来分享。

本期新闻晨报《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就此与郜元宝教授展开对话，聚焦汪曾祺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在上海的创作以及八十年代初回忆这一时期上海生活经历的短篇小说《星期天》，并结合汪曾祺当时与同在上海的新文学作家的交往与交集，由此“绘制”一张反映汪曾祺先生与上海这座城市结缘的文学地图。

Q 新闻晨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并研究汪曾祺和他的文学作品的？

A 郜元宝：比较晚，2006年。当时我在国外，客中无书，靠周立民君（编者按：现为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一本本电子书通过电邮发给我，北师大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可能就是那时候开始，视力急剧下降。当然零星的阅读更早，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就开始了，但那时候尚无研究的兴趣。

Q 新闻晨报：我们知道，汪曾祺曾在上海工作和生活过两年时间，这段短暂的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A 郜元宝：准确地说，是一年零七个月。上海的这段经历对汪曾祺影响很大，基本奠定了他后来的写作路径。具体来说，就是在上海期间，他逐渐弱化了西南联大时期的模仿性现代派追求（汪式意识流+废名式晚唐绝句风），更加凸现对于普通人（尤其是民间手艺人和小商贩）的关注，对于亲情和温馨乡风的珍念，语言也更加朴实洗练，但仍然具有一股经过现代派洗礼过后的奇崛之气。

Q 新闻晨报：在上海期间，汪曾祺与黄永玉、黄裳等文化界人士交往密切，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三剑客”的交集？

A 郜元宝：他们主要通过沈从文、巴金、萧珊的关系而互相认识。再说年轻人嘛，更加容易自来熟。三人的关系，基本可以描述为：憨厚而收入较高的黄裳每次负责买单，黄裳作为记者、散文家在上海滩成名更早，但他和黄永玉都十分钦佩汪曾祺的浑身巧思。当然三剑客之外，还有阿湛、单复、韦芜、刘北汜等四十年代后半期上海的“'小'作家群”，以及以《诗创造》《中国新诗》为主阵地的现代派诗人群落。相比较而言，汪曾祺在文学精神上更加接近这些“严肃的诗群”，他们之间一个重要的中介人就是诗人兼评论家唐湜、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则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前后届同学，陈敬容、唐祈则是汪曾祺在私立致远中学前后脚的同事。

Q 新闻晨报：汪曾祺在作品中对方言的运用非常讲究，在短篇小说《星期天》中，他使用了大量的上海话词汇，你对《星期天》这部作品以及汪曾祺独特的语言风格怎么看？

A 郜元宝：我专门写过一篇《汪曾祺写沪语》的文章，较为系统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汪曾祺对中国各地的方言可谓兼收并蓄，但高邮之外，汪曾祺采纳最多的方言还是上海话或广义的吴语。为什么？我想这只能用汪曾祺与上海特殊的因缘来解释。其中不仅包括四十年代末他在上海度过的一年零七个月的生活，也包括他参与改编和创作样板戏而和沪剧的不解之缘，他终身最亲密的好友、西南联大同学朱德熙对他爱写上海话也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我自己也仍然有许多的困惑。

Q 新闻晨报：有人把汪曾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和“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你作为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如何看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力？

A 郜元宝： 这些说法都有些夸大。除了无法由个人选择的样板戏之外，汪曾祺始终恪守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不跟风，不随波逐流，环境允许就写，不允许就干脆搁笔，绝不将就而委曲求全。他保持和文学主流若即若离的关系，保持自己独特的风格和人生的关切，不做空头文学家；我觉得仅此一点，就足以确立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