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延云

在爱情小说、校园小说、玄幻小说等类型小说蓬勃发展的今天，作为类型小说中的重头戏——原创侦探小说，在国内却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原因何在？近年来评论界已多有分析，这里只想谈谈68年前两位文化巨子展开的一次鲜为人知的笔战，让读者们从中一窥究竟。

萧乾的论断

1946年，以《大公报》驻英记者身份在欧洲游历7年，沐浴了二战战火的萧乾回到阔别已久的上海，出任复旦大学英文系和新闻系教授。他一方面继续着国际问题研究，一方面将冷峻的目光转向国内文艺界，一番观察和思考之后，他在《上海文化》杂志第十期上刊登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文章《侦探小说在华不走运论》。

萧乾说，他回到上海，在书摊上看到了原创侦探小说，起初十分兴奋，但没过几天就下了一个结论：“中国尽管有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在中国最近是不会走运的，唯恐写通俗小说的朋友们在这上面下了注。”

何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呢？萧乾在文章中解释道：“正如集中营是法西斯的产物，侦探小说是只有英美那样国家才会风行得家喻户晓，别的书有趣味高低之分，侦探小说的吸引力是几乎普及的。读得人多，写的人也特别踊跃……怎么它是英、美的专利呢？（因为）在人权没有保障的环境下，侦探的心计是多余的。”

萧乾进一步阐释：“侦探案最微妙的情节是读者明明已猜出案子是谁干的，甚而侦探也猜出……但在没有捉到真凭实据以前，侦探就得眼睁睁看着这个凶手晃来晃去，进出夜总会，前簇后拥地往来繁华场面。可怜的侦探得沐风浴雨伫立在街角，狼狈地谛听、窥视，企图抓住一滴滴实证，然后好由警局下令通缉。一个中国人读至此地，很奇怪地说，何必装腔作势，何不先当嫌疑犯抓了去，若不肯招认，打他一顿完了吧！对，如果这样做，侦探案自然就不存在了。而中国所以不会有侦探案，正是因为中国有法外抓人的便利……一顿刑，要什么就有什么了。有这么直截了当的 捉审 办法不用，而偏雇个福尔摩斯出入四马路的漆黑弄堂，无怪读者认为全是矫揉造作，缺乏真实性了。”

接下来，萧乾以几个事例介绍民主国家依法治国的严肃性，特别是用纽伦堡审判来说明他的观点，格外有力。

1945年，萧乾前往德国亲历了纽伦堡审判，这场审判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1000多名证人出庭作证，上百个专家证人做鉴定，每个纳粹战犯都被指定了法律援助。“为了处死那11个歹徒（指纳粹战犯），联军所费的人力、心力、物力，可以说是无法计数了……由东方人看来，这是何苦呢？但这一举政治作用可大了，这不只是向世界表明联军和法西斯的作风不同，一年来的反术辩白，抑且将使德国史家降服了。”

萧乾继续写道：“每天报上我们看到多少 嫌疑犯 被捉，有时，遇到了政治性的重案，捉的人数可多至几百。在这情形下，当然没有侦探活动的余地，硬要写侦探小说，当然是勉强做作了。”

所以，在文章的末尾，萧乾发出了这样的疾呼：“我奉劝迎上头去想赶上英美侦探小说的朋友们，先逼逼我们的司法行政！”

读者的反击

萧乾此文一出，震动不小。日本铁蹄肆虐八年间，中国的文化艺术饱受荼毒和摧残，侦探小说亦未能幸免，这时一干作家正欲奋起，名记者却做此断然决然之否定，实在令人泄气。一位署名“火页”的杭州读者给大公报投稿《侦探小说走运论》，对萧乾一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说：“就杭州书市的情形而言……从《福尔摩斯探案》到《包公奇案》，从民国初年的《沪上奇案》再到战后新出版的《原子探案》，五颜六色的封面，琳琅满目，真有令人 观止 之感，据老板告诉我，这些探案都是目前的 最畅销书 。”

火页拿身边的青年同学和失业的朋友举例，说明他们酷爱侦探小说的原因，正是出于中国的法制不健全，中国警察的刑侦手段太落伍，所以“分析我国侦探小说的读者心理，一是羡慕外国的法治精神，一如我们受了 不自由 的束缚，而愈喜欢乐道外国人如何自由的故事；二是蔑视我们的法律和执法者……社会上有一部分人想向光明之道前进……是无怪乎侦探小说要走运了。”

这位杭州读者对萧乾的文章一定是相当不满，不然不至于把“烦”字拆开来做笔名。不过，萧乾的批评是针对侦探小说创作者的，读者的反击固然有力，但只能说是这场笔战的客串。

万众瞩目程小青

放眼1946年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真正堪称侦探小说大师的只有两人：程小青和孙了红。孙了红狂客一枚，压根儿不会接招，何况他写的侠盗鲁平系列本就属于“反侦探小说”。那么只剩下程小青了。

1946年《新侦探》杂志第十六期。

《侦探小说真会走运吗？》，作者程小青。

起笔就十分沉重，“侦探小说走进中国虽则也有相当长的年期，可是除了少数人——全增嘏和洪深教授写过推荐的论文，胡适博士曾向学生公开演讲过——加以注意之外，一直是若隐若现，无声无臭，不为文坛巨子们所齿及。”因此萧乾的评断，读者的反击，竟让程小青有了些“空谷足音的欢喜”。

从1902年《新民丛报》十四号上推介侦探小说算起，侦探小说进入中国已经有44年了，在此44年之中，多少海外佳作引进，多少原创大作热销，然而论及文化界名人的关注，掰着指头数，竟连一只手都数不完，只有三四个而已——这其中真正堪称文坛巨子的怕也只有胡适一人，岂不令程小青心寒？

程小青写道：“萧先生所看到的中国现今社会的司法情况自然是很正确的，而且是有些 慨乎言之 的，但是侦探小说的走运不走运，笔者却相信另有其他因素，而不能完全归之于这个现实状况。侦探小说的基点建筑在人类的好奇心或求知欲上，它提供一个神秘的疑问，用着引人入胜的技巧，逐步分析，逐步推阐，欲擒故纵，盘旋曲折，以达到最后的满意的解释。解释疑问的要求是人类天赋的本能，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个谜，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一直萦回在古往今来的哲人们的脑海中……所以侦探小说在中国也一样应该走运的。”

然而，“应该”并不等于“必定”，作为侦探小说大师，程小青的逻辑推演十分严谨，所以并没有发出“只要读者们紧密团结在侦探小说作家周围，原创侦探小说就一定会大走鸿运”的必胜呼吁，而是做出了一个迄今掷地有声、发人深省的论断——

“中国侦探小说之所以不走运，是由于传统的 定于一 的思想拘束。”

在程小青看来，正是传统文化中涤之不去的专制毒素，导致士大夫阶层对包括侦探小说在内的、含有科学主义精神的一切事物表现出“见怪不怪”的“高度修养”，孩子们对新鲜事物的天真发问，往往遭到家长的呵斥，严重地压抑了他们的好奇心，“由于重注入而不重启发性的教育”，导致科学不发达，国民普遍缺乏科学头脑，宿命迷信流祸中华，而作家们很少从事有严密逻辑推理的侦探小说创作，甚至表现出不屑一顾。“这种种原因，如果在最近的将来没有方法消灭，那么侦探小说在中国自然也不会走运。”

仅仅从《侦探小说真会走运吗？》这个标题以及尾巴上那个问号，可以看出，程小青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好运并无信心，但是在这篇文章行将结束时，他依然强调：“侦探小说有启发好奇心，唤醒理智和养成分析理解的科学头脑的作用……在未来的中国，若认为有祛除上述种种阻碍侦探小说走运的原因而使它自救反攻的必要，那非希望同文们在这方面多多努力不可！”

程小青，1893年出生于上海南市淘沙场的贫民窟里，十一岁时父亲亡故，由寡母养大成人。他很早就辍学，在上海亨得利钟表店做学徒，饱尝人间疾苦，通过发愤自学，终成中国侦探小说的开山鼻祖。除了文学外，他在国画和古典诗词上亦有较深的造诣。坎坷而复杂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知远比长年旅居海外的萧乾深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淫，也使他对专制主义在中国的死而不僵甚至借尸还魂，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不走运并非法制社会不健全，而根本就是文化土壤的问题，不打破“定于一”的思想拘束，让国民善于独立思考、具备科学精神，侦探小说在中国就永远走不了运。

这场笔战就此画上句号。

不算结局的尾声

多年以后，萧乾对纽伦堡审判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凡是二战胜利之后在战犯法庭上审判的那些战犯，过了几十年之后，没有平反的。”一个国家，没有健全的法制和保障人权的观念，必然会随着权力更迭，上演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命运大轮盘。而此时的程小青先生已然作古，虽然他小心翼翼地熬过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潮，但是他的大侦探霍桑却永远消逝在了人们的视野中……

程小青在《侦探小说真会走运吗？》一文中曾经说道：“这种种原因，如果在最近的将来没有方法消灭，那么侦探小说在中国自然也不会走运。”

倘若他和萧乾68年前那场论战中对原创侦探小说“命运”的分析都是合理的，那么在大力提高国民科学素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我们有理由坚信：原创侦探小说的春天正在向我们走来，原创侦探小说的“运气”一定会越来越好！

(原标题：原创侦探小说为什么“不走运”？)